落馬貪官的“雙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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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昔日無比風光到如今囚于監舍，盡管貪腐官員罪行不同，但分析他們的貪腐路徑卻有著很多相似之處，其中以吃請送禮的“人情往來”為“馬甲”收受錢財，幾乎是他們走向貪腐的第一步。

在南京監獄，記者見到了不久前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兩個月的趙某某，他的頭發已被剃光，身穿藍色條紋監服，剛從縫紉機線上勞動下來。

案發前，趙某某在南京市某開發區負責渣土車運輸管理，平日里和車隊老板打交道多。逢年過節或家里有事，老板們都會奉上紅包禮品。因為錢數不多，趙某某自認很正常。“每次也就幾千塊，跟那些動不動就百萬、千萬的貪官比，總覺得我這算不上事?！?/SPAN>

2006年～2013年，趙某某幾乎每年節假日都收受錢財禮金，總計24萬余元?！耙郧霸诼殨r，我一年各種收入加在一起也有20萬元，實在太得不償失了。”趙某某悔恨道，“如果以前像現在這樣嚴格要求過節過年的人情往來，我可能就不會犯這事了。”

和趙某某一樣，不少受賄官員沒有把“小恩小賄”當回事。安徽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因受賄2000余萬元被判無期徒刑。在一份近萬字的懺悔錄中，他這樣描述其任縣長、縣委書記期間的“送禮風”：“每逢春節和中秋節只要在辦公室，基層干部們就會以匯報工作的名義到我辦公室送錢，節前送不掉節后送，在辦公室送不掉就送家里，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復送，直至送掉為止?！?/SPAN>

毋保良說，送禮者是看中他手中的權力進行“感情投資”，而他則錯誤認為這是密切同事關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必然途徑，而且節日收禮也可以打著人情往來的幌子。“有時發現某些干部節日期間沒給自己送禮，思想上還會有想法，是不是這個干部對自己有意見，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了他，直到這個干部補上禮金后自己才放心。”

采訪中，一些落馬官員表示，近年來，辦事要找人，找人要送禮，有了熟人好辦事……這些風氣和思想就像病毒一樣傳染著每個人，讓人與人之間原本純樸的同志關系出現了異化。遇到難事，小事請客吃飯，大事送錢送物，事就順利辦成了。這樣，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慢慢從小節就變成了貪腐的大事。

親朋好友情人老板齊上陣

不少入獄貪官談道，以“人情往來”遮掩行賄受賄只是初級手段，尋找腐敗利益的“代言人”，是不少人隱蔽貪腐的又一路徑。

今年48歲的海南儋州市委常委、秘書長權曉輝曾是當地一名年輕有為的干部，他的貪腐手段也更加令人驚嘆。在2002年～2013年間，他多次以“借款”名義索賄，收受賄賂超1300余萬元。他坦白，以他人名義圈地經營謀利是他的貪腐幌子。自2000年開始，他先后以三家公司名義承包了儋州、三亞等地的近2000畝土地，而每畝土地的年租金只有35元～60元，最高一處為500元，且租期都在30年以上。權曉輝表示，為了逃避監督，這三家公司他都是以其親屬名義注冊。

不少落馬貪官表示，他們尋找的利益代理人既有親朋好友、也有情人和老板，不管是誰，都希望能達到掩人耳目逃避組織調查的目的。毋保良說，在收受大量錢財后他害怕出事，就想了一個自認是萬全之策的辦法，動員自己的弟弟開醬菜廠，把贓款投進去。“我弟弟開過多年大酒店，有些積累，以他名義辦廠順其自然，不會引起外界和組織上懷疑，同時還可以漂白贓款、規避組織調查。一旦組織調查，可以說是弟弟的資產?！?/SPAN>

因受賄2900余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安徽省太和縣原縣委書記劉某某坦言，“收錢的人不辦事，辦事的人不收錢”是一些腐敗官員收受賄賂的“規矩”。他任太和縣委書記時也依此行事，自己從未親自收過錢，也沒有和開發商有直接經濟往來，但其情人卻暗中接受開發商請托大肆斂財，利用他的權力為開發商在批地拆遷方面牟取利益，太和縣一度出現“沒有劉某某點頭，誰也進不了太和的房地產市場”的壟斷局面。

腐敗期權化突出

“不收正在服務對象的大額資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報。”這是安徽宿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原主任王宗元給自己定的“原則”。他告訴記者，他收受的所有大額錢款都來自于若干年前其幫過忙的企業，“當時認為這樣做手段隱蔽不易被發現”。

像王宗元這樣在任時大搞權力尋租卻不急于撈取好處，反而寄希望于權力尋租“零存整取”實現腐敗期權化的官員不在少數。湖北隨州市政協原主席樊建國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據了解，他的受賄犯罪行為主要是利用職務便利給部分鐵礦、裝修、汽車銷售、紡織、農業公司充當“保護傘”，為企業違規辦理行業證件，操縱招標、人事調動、企業改制重組等。

樊建國說，自己受賄中最大一筆超過400萬元，是來自與其有20多年交情的企業老板?！拔医o他幫了很多忙，他要感謝我時，我跟他說現在不缺錢，等我退休后再給我花點、玩點?！?/SPAN>

一些落馬貪官表示，腐敗期權化是應對反腐力度加大的新對策，這種做法形式隱蔽、時間較長、發現查處難。安徽宿州市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鞏志強早在2008年就因年齡原因離開了領導崗位，可是快退休的他卻因十年前放長線釣大魚式的“期權”腐敗而鋃鐺入獄。原來，早年擔任體改委主任的他，在1995年～1997年參與國有企業宿州市自來水公司改制時，利用職權幫助企業負責人違規制定和審批了化國有控股為私人控股的改制方案，致使國有資產損失400余萬元。

鞏志強說，2008年離開領導崗位后，他便開始積極尋求“期權”變現。2009年，他找到當年幫助改制成功的企業負責人，要求購買其子公司下的一套商品房，后者將原銷售價為238萬元的別墅以15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了他，使其變相違法所得數十萬元。

樊建國等人表示，與“一事一收賄”的腐敗方式不同，在反腐力度加大的情況下，不少腐敗官員“反偵察”意識加強。這些期權變現有的是在官員退休后，以經商的名義“洗錢”，通過辦企業將在職時約定的賄賂“洗白”，使之看起來合法化；有的則是在職時進行“權力投資”，等到退休或離職后，就來到自己曾為之謀利的企業，坐上之前約定好的交椅，拿取原來預約的“報酬”；還有的是利用剩余的權力資源，動用自己熟悉的關系網，為企業謀取利益，自己則放心笑納在職時不敢拿的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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